在温室气体为地球戴套之前，空气中弥漫的寒风似乎要更浓烈一点，给人以战栗的快感。

    街道上再看不见游行示威众的形象，只留下城南一片狼藉，草草搭建起来的茅草屋与地洞变成了主要的建筑，被拆掉了房屋的平民依旧住在州府提供的房间中，等待房屋地契等等确认无误，方能商讨赔偿的价格。其实也是程家留给自己的缓冲时间，大灾之后正是用钱之时，能拖一阵算一阵。

    程晋州仍然窝在他的房间里，悄悄地准备着作弊材料。木炭散出淡淡的松香味，带来温暖的同时，也将房子烤的愈干燥。

    作为这个时代最广泛的晋升途径，科举永远是最多人的选择。它不像圣堂那样要求虔诚，也不像星术士那要要求天赋，任何人只要肯读书，都能够从中得到回报，哪怕仅仅是秀才出身，也会有全家免税的优待。当然，6o岁的老童生是要凄惨一些，但在不从事体力劳动的前提下养家糊口，做封建时代的老白领，勤奋刻苦的读书是不二选择。

    当然，对于程晋州来说，就是勤奋刻苦的作弊了。

    誊录《乡试录》，即使在21世纪，也是一件庞大的令人绝望的工程，很少有图书馆能将其全部收录在电子书库中。程晋州自不妄想能够抄下其中所有的内容，事实上，他从来就不想抄书，如果有可能——哪怕是一丁点可能，让他逃避这些“繁重”的工作，程晋州都会用懒惰成性来报答。

    天底下并没有那么多的好事，所以他得继续抄下去，有技巧的抄下去。

    太著名的不能要，尽责的考官甚至会将之背下来。无须质疑某些先生们的记忆力，在中国古代，背诵文章2ooo部以上的高材生比比皆是，多的好像非洲草原上的大象，全在翰林院里窝着，巴不得逮到几个原装抄袭的，获一个博学的赞誉。

    太糟糕的也要提前剔除，基本上乡试排名1oo以后的文章也无需考虑。人家能上榜大抵与文章整体有关，而程晋州却是准备截肢重接的。

    大夏朝的考试文体依然要求承转起合，对其中的每一部分都要求严格，对互相之间的联系又有其他的评判标准，以程晋州的抄袭水准，若是举人进士，全靠抄袭是没什么希望的，秀才却有很大的机会，绍南州每年都有百多个名额，以人口识字率来计算，录取率也就比司法考试低一点。

    当然，有了如许多的限制，程晋州抄写的就更慢了，常常是连翻两三本乡试录，才抄录其中几段，侍砚和侍墨搬运书籍累的手疼，看的也是莫名其妙。这也就是在程家，假如程晋州穿越到中等以下的家庭，别说抄书，就是想看上一眼人家的藏书，也得跪破膝盖——大夏朝可没有公共图书馆给人使用，纸墨的价格更不是普通农家所能承受的，买书更是想都别想，即使小户地主也不敢轻易买雕版书籍，读书人手抄的版本也不便宜，那是相当于21世纪高科技人才的人工。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的历史上，读书人从来都是富户，所谓的寒门子弟，大抵是政治上的寒门，而非经济上的寒门，少数天资聪颖者或许能在乡试府试中暂露头角，但考取进士的机会最好还是留给儿子——那些花费巨额路费、巨额餐饮住宿费用，并以万分之一的百分之一的机会次即成功者，仍然需要亲族与政府的资助，而要想获得资助，又是何等艰难。真实的情况往往是，有希望的秀才们用十年或二十年的时间，将父母留下的财产全部花光，却未能得到举人的头衔而拜官，只好乖乖回乡做私塾先生，然后将希望放在儿孙身上，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可以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当地有钱的士绅子侄，从而让儿子获得资助。

    乡绅们之所以会乐意让儿子娶一位穷秀才的女儿——假如他够运气能娶到——完全是因为功名附加的特权和声望，方圆几百里地，家有豪产的乡绅或许有几百几千，有功名的读书人却可能只有几十人。

    相对而言，经济寒门的政治世家往往更容易在科举之路上走的更远，在中国课本中经常被用作贫困刻苦典范的范仲淹，据说在寺庙学习期间每天只煮一锅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腌菜食用，但就是这位先生，老爹却曾任宁武军节度掌书记，相当于地区司令部参谋长，如果不是死的早，家境还会相当优渥。即使母亲改嫁，他之后的科举道路，免不了仍要受其影响。

    而在大夏朝，对出身门第更为重视，在相对公平的科举场上，其做派类似唐朝，需在“家状”（本人履历表）上填写的家庭出身直接影响到读书人的政治前途，贫家弱族几乎不可能得到靠前的名次，在会试取士中尤其如此。

    程晋州能够依靠的优势中，家世肯定是重要的一环。

    房门轻轻被推开。

    侍砚点着脚尖，一声不响的走进房间，稍拨动一番木炭，然后在旁边的铜盆中加上冷水，以作加湿之用。做完这些，才去书桌旁为茶水续杯，一并磨墨。

    “外面怎么样？”有人在的时候，程晋州也不好在空中显示他的悬腕绝学，干脆伸着懒腰问了起来。

    “一切都好。”侍砚放下茶壶道：“少爷下衙回来了，刘匡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