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不是脸色惨白地扶着船舷边的栏杆，身子随着船身轻轻摇摆。我从他身后走过来，递去一瓶水和一粒晕船药，拍拍他的肩膀。药不是一言不发地把药接过去，和水吞下。昨天晚上这条船摇晃得很厉害，他是吐得最惨的一个。

    “实在撑不住就先回舱室吧，躺着能感觉好点。”我说。药不是看了我一眼，有些不甘心：“你怎么不晕船？以前出过海？”

    我笑眯眯地拍了拍脑袋，说我这是天赋异禀。这我可是一点没吹牛，从小我就不怕摇摆和旋转，能自己原地转上二三十圈，然后走路还是一条直线。若不是家里出了变故，我的体质够格去当飞行员。

    听到这话，药不是“哼”了一声，努力抿住嘴唇，估计胃里又开始翻腾。

    “你从前出过海没有？”我问。

    “没有。我一直尽量避免坐船，尤其是海船。我总觉得一到海上，就失去了对周围事物的控制，是好是坏，听天由命。我不喜欢这种感觉。”药不是试图解释自己的窘态。

    归根到底，还是这家伙的控制欲太强了，难怪高兴受不了他。我反问道：“那你这次干吗勉强跟过来？这不自己找罪受吗？”

    “我总有种直觉，福公号不只与你们许家有关系，跟我们药家也有牵连。那条沉船，隐藏的不只是历史，我必须得在场。”

    “是啊，现在老朝奉的势力风雨飘摇，福公号恐怕是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拿到那十件柴瓷，老朝奉还有机会号令群雄，若再失手，他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搞定福公号，回去之后就可以直接把老朝奉揪出来！”

    我信心十足地说道。话音刚落，一阵带着腥味的海风轻吹，把海面吹起一片片白色褶皱，有如野马在原野上奔驰时飘起的鬃毛。只有在这个时候，大海才会变得生动起来。我把胳膊搭在栏杆上，身体朝前弯去，和他并肩而立。我们俩就这么眯着眼睛，望着远方的海平线。碧蓝的天空和深蓝海面在那里交汇，我们的目的地，应该就在那条线上的某一个点。

    我们的船是两天前出海的。这是一条船龄超过二十五年的老船，隶属于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本来刘局与黄克武想调配一艘五千吨级的拖轮，但有关部门认为现阶段资料太少，水文不明，派遣大船有点浪费，最后只批了这么一条又老又小的船。

    这条船的编号是打捞08号，吨位只有一千吨，巡航航速二十节，最高航速二十五节。它的分类属于海事打捞船，但并不具备打捞功能，因为没有大型起吊设备，只在舰尾设置了一个抓斗。潜水配套设备在船上有那么几套，但不能进行水下电焊和水下切割作业。船上最值钱的一台设备，是瑞典产的海底主动声呐探测仪，用来搜寻沉船残骸。

    换句话说，这次出海，我们只能进行沉船的定位和船内打捞工作，想把福公号整体捞起来，是绝无可能的。对此我挺无奈，不过这已是在仓促时间内能争取到的最好条件了。因为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日本人的考察船也已出海，再拖延下去就会被他们捷足先登。

    打捞08号从上海出发，船上除了船员之外，还有我、药不是、方震、沈云琛和戴海燕，再就是一位水下考古专业的教授，叫林川，以及一名专业的潜水员。

    方震能同行，让我安心不少。不知道这家伙的具体职务是什么，但他总是能充当各种协调员的角色，下到绍兴公安局，上到交通部和海军，没有他不能协调的部门。这次出海他能跟来，代表了有关部门的某种意志，至于是和什么有关的部门、哪种意志，我就真不知道了。

    戴海燕是当初我答应好了的，不过沈云琛居然也跟来了，倒真出乎我的意料。海上条件艰苦，我本来不赞同老太太亲自舟车劳顿，沈云琛却笑眯眯地打开一个紫檀色的行李箱，从里面掏出一摞木板。这摞木板都是乌木制成，一套十二份。

    我还没说什么呢，旁边的戴海燕忽然发出一声惊呼：“呀，牵星板！”我这才知道，这就是古人用来牵星定位的牵星板。

    她淘来的这一套板子品相保存十分完好，上面的望准、分度、刻字都清晰得很，板子上下都留有一处微微凹下去的痕迹，这是测量时牵线留下的压痕。背面写着“大清雍正年制”以及“泉州”等字样，一看便知是雍正年间闽商的用具。

    清代海禁严格，顺治、康熙两朝均实行南洋禁海令，片帆不准入海。到了雍正一朝，才废除此令，开放四个通商口岸，远洋贸易有了一个小小的回升，可到了乾隆登基，又彻底闭关，一闭就闭到了鸦片战争。这套牵星板，应该就是雍正废除南洋禁海令后，闽商为出海所制，十分有意义，它象征着中国古代最后一次拥抱海洋。

    这套板子的价值，可不简单。它一整套均由乌木制成，打磨得光滑如镜，表皮呈黄褐色，握在手里沉甸甸的。乌木又叫阴沉木，其实是木材在特定环境下碳化如石了。乌木材质紧实坚硬，不惧海风侵蚀，是充当航海仪器最好的材料。古董行有句话：“家有乌木半方，胜过财宝一箱”，可见其珍贵。这套乌木牵星板大小有十二块，可真是下了血本——不过话说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