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经理是邵氏父子公司中环一间戏院的负责人。

    邵氏父子公司前身为上沪“天一电影”公司，创始人为“宁波邵氏”的大哥邵醉翁，同辈共有五兄弟，两姊妹，一家七口人。

    父亲邵玉轩早年在上沪经营一家颜料行，行号“锦泰昌”。

    后因战乱所迫，邵醉翁将电影资料，制片工具全部转移到港岛，更名为南洋电影公司继续营业，并扩建制片厂收购电影院，成为当时港岛拍摄最多的电影公司……

    最后，邵氏兄弟中的二哥“邵邨人”在扩张中拥有最多股份，与其子邵维枚，其兄邵醉翁把南阳电影公司改组为“邵氏父子”公司。二哥邵邨人任董事长，其子邵维枚任总经理，每间戏院任命一名经理管理，长兄邵醉翁开始退居二线。

    邵氏兄弟年纪较小的“邵山客”及“邵义夫”则在26年就前往新加坡，开拓南洋华语电影市场，成立了“邵氏兄弟”公司，目前在南洋各国已经有一百多间电影演，九家游乐场，建立了完成的海外电影发行链条，称雄东南亚市场。

    在“邵氏兄弟”还没回到港岛的年代，“邵氏父子”是港岛最有名的电影公司，已经中环拥有四间电影院。

    “邵氏兄弟”则在东南亚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是南下华商中的影坛一哥，可以说邵氏兄弟各有建树，在战乱中分头下注，都有风光的时候，也都有艰苦的岁月。

    当年在上沪拍摄出第一部华语有声电影的“天一公司”，不可谓是红极一时，却在战乱之中早已经营惨淡，黯然收场。“邵氏父子”在港岛干的有声有色也超不过上沪的“天下第一”，反倒是出走南洋的“邵氏兄弟”别开生面，让人意外。

    有邵氏公司撑腰的片场经理，在中环也算是有脸面的人物，只在乎自己能够揩多少油水，怎么会害怕一个军装警的威胁？

    何定贤把放映机搬到黄包车上，跟猪油仔一人一边扶着放映机，步行走到北角码头乘最后一班轮渡回到九龙。

    这年头放映机娇贵，要是颠坏损失就大了，两人一路小心翼翼，坐上轮渡时才松了口气。

    猪油仔擦着脸上的肥油问道：“贤哥，我们不会真的要开电影院吧？”

    何定贤骂道：“开个屁的电影院，有电影院没有制片公司还不是给人打工。”

    邵氏兄弟在南洋能够打开市场不断做大，就是因为有港岛的邵氏父子进行供片，在保证电影质量和数量的前提下，电影院才有扩展盈利的空间。

    否则都是为背后的制片厂打工，一旦遇到淡季就会濒临破产。

    不过院线要是够大也能依靠发行侵吞小型电影公司。

    市场是强者通吃的关系。

    “邵氏兄弟”最后回到港岛抢班夺权，也是因为“邵氏父子”在电影质量上被人打败，不得已回来主持制片出品。

    “那我是真想不通买放映机做乜？”猪油仔的精明在商业上没有一点用场，想把商业干好需要更宏大的视野。

    何定贤笑道：“等会把放映机摆进石硖尾，只需要圈一块空地起来，一人收一张票，一张票一元。”

    “港岛现在一间电影院一张票十到十五块，看位置跟片厂、卡司。”

    “这个票价太贵了。”他点了一支烟，迎着海风抽着：“那些有钱佬、经理人看得起，难民们可看不起。”

    “虽然他们播的是新电影，我们播的是老电影，但是对没有看过的人而言，老片就是新片！”

    新片的获取成本太高了，老片获取成本就低了很多，两部片加机器才五千元，单买一部片只需要一到两千元的成本。

    也就是每部片卖一千多张票就能回本。

    这数量多吗？

    太少了！

    就算一天只有二十个人看，五十天下来也就回本了，接下来全都是纯赚，电影行业受众是很大的。

    他的露天放映厅可是不需要成本。

    猪油仔琢磨过味来：“原来是做屋村生意，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可屋村仔们舍得拿一块钱出来看电影吗？”

    何定贤自信一笑：“人都是有娱乐需求的，十几块钱一张票没人舍得买，一块钱一张票舍得买的人就多了。”

    “石硖尾一户人家干苦力的收入是一百多块，吃喝用度花销最多七八十，剩下的钱都攒起来。”

    “这些钱就是他们会拿出来消费的钱，我们票价便宜了十几倍，一部片把一家人全赚了，也就赚个五六块，每个月花五六块搏全家人开心谁不愿意？肯来消费的人一定不少。”

    越穷困的人，越需要廉价娱乐，电影在港岛还算是高级的娱乐方式，一下打成廉价娱乐，必定会受到大部分人的簇拥。

    而且看过电影的屋村人本来就少，每一个屋村人都是潜在的消费者，在港岛穷人远比富人，所以电影院想要赚钱必须走平民路线，也是当前港岛电影市场收入疲软的原因。

    虽然，这个年代的港岛电影市场，获得了来自内地最好的设备、编剧、制片积累，以及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