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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生其实没看过鲁迅，钱涌泉那套二十卷《鲁迅全集》放书柜里他从来不看。那天闲得无聊，手头又没有琼瑶，就随手抽了《鲁迅全集》的第一卷，翻开看看，翻到的文章就是《说胡须》，觉得鲁迅对付屁话的方法堪称妙计，就活学活用了。

    钱涌泉了解到他只不过看了一篇鲁迅就大有斩获，那他看了那么多琼瑶呢？该有多危险！这回轮到钱涌泉不吱声了。

    老余听两人谈鲁迅，想起最近看的一本书，名字是《钱钟书和他的时代》：

    其中一篇文章题目是《钱钟书研究四题》。

    文章说：“许多研究现代史的人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钱钟书文章中极少提到鲁迅，钱钟书不提鲁迅，不是偶然习惯问题，而是有意识的选择。既然钱钟书不愿在他所有文字中提及鲁迅，研究者总要找出原因。李国涛在《钱钟书文涉鲁迅》中写到，上世纪四十年代，钱钟书在上海发表《小说识小》数题，其中谈到《儒林外史》时，钱钟书发现，吴敬梓沿用古人旧材料不少，创造力不是最上乘的。同时钱钟书指出，近人论吴敬梓者，颇多过情之誉。这个近人是指谁呢？李国涛认为是指胡适和鲁迅。胡、鲁之著都是名著，影响甚大，钱钟书都曾寓目，可能更多是指鲁迅。钱钟书晚年尽量避免提及鲁迅，不得不提及的时候，尽量少说或者不说，而且谈锋颇有深意。钱钟书不愿意提及鲁迅，不等于他从来没有提过鲁迅，而是说他可能从青年时代就对周氏兄弟的学问和人格有自己的看法。从目前见到的史料判断，钱钟书最早提到周氏兄弟是192年11月1日出版的《新月》杂志。钱钟书以“中书君”的笔名发表了一篇《中国新的源流》，在文章中提到鲁迅。从一般常识上判断，钱钟书读书的年代不可能不读鲁迅，这篇书评透露，钱钟书是读鲁迅的。钱钟书发表这篇书评不久，他父亲钱基博的《现代中国史》在19年9月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这本书是中国早期史中较早对新和鲁迅有明确评价的学术著作。书中对鲁迅的评价，很有可能是钱氏父子讨论的结果。《现代中国史》提到鲁迅时说：‘论其文体，则以欧化国语为建设……周树人以小说……最为魁能冠伦以自名家。’鲁迅很可能没读过钱基博这本书，他只是在194年出版杂文《准风月谈》的后记中剪贴了一篇《大晚报》上署名‘戚施’所作《钱基博之论鲁迅》，文中对鲁迅有这样的介绍：‘钱氏之言曰：有模仿欧文而谥之曰国语者，始创于浙江周树人之译西洋小说，以顺文直译为尚，斥意译为不忠实。而摩欧文以国语，比鹦鹉之学舌。’钱先生又曰，‘周树人以小说著，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树人所著，只有过去的回忆，而不知建设将来，只见小己愤慨，而不图福利民众，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偿有民众耶！’钱先生因此断之曰；‘周树人、徐志摩为新文艺右倾者’。鲁迅对此发出这样的感慨：‘这篇大文，除用戚施先生的话赞为‘独具只眼’外，是不能有第二句的。真‘评’得连我自己也不想再说什么话‘颓废’了。’钱钟书在《客安馆扎记》第84则中，对于鲁迅主张直译的观点，依然和他父亲持同一立场。这更说明钱钟书的观和钱基博何其一致。甚至我们不妨再大胆假设，钱基博《现代中国小说史》中对新及其作家的评价，很有可能来自钱钟书。因为早年钱钟书曾经为父亲代笔给钱穆的《国学概论》写过序，所以，这种假设并非没有道理。1956年中国科学院所讨论何其芳的《论阿q》，由于何其芳没有过分用阶级观点来分析鲁迅小说的人物性格，受到许多人反对。钱钟书却赞成何其芳的观点。钱钟书说，阿q精神在古今中外的某些作品中都能找到。钱钟书以《夸大的兵》、《女店东》、《儒林外史》等作品中的人物和宋、金史实来证明自己的判断。钱钟书这个认识，其实是不赞成把阿q精神看成鲁迅原创。这也反映钱钟书对鲁迅的理解和评价。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讲到钱钟书的小说《灵感》时提到：‘主人公是个名声太响而简称作家的笨蛋，在竞争亟欲染指的诺贝尔奖金失败后突然生病。他卧病在床，心中愤懑难谴，病榻前围满一群泪汪汪的崇拜者。’水晶在《侍钱‘抛书’杂记——两晤钱钟书先生》中记述了1979年钱钟书访问美国时，他向钱钟书提出一个问题；当时他忽然发现，忘记问他关于鲁迅的观感，便连忙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钱钟书回答：‘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他只适宜写……‘短气’的文章，不适宜……‘长气’的，像阿q就显得太长，应当加以修剪。’1986年10月9日，北京召开‘鲁迅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钱钟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致开幕词：‘鲁迅是个伟人，人物愈伟大，可供观察的方面就愈多，‘中外文化’是个大题目，题目愈大，可发生问题的范围就愈广。中外一堂，各个角度，各种观点的意见都可以畅言无忌，不必曲意求同。’据说钱钟书的开幕词‘换来的是一片沉默的抵、制’。这篇文章还有一段说：‘钱钟书对鲁迅的看法，还可能与他与杨绛的婚姻相关。钱杨相识恰好在192年前后，在著名的‘女师大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