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他知道母亲平生最不愿意求人。

    但顾绛自己其实是很喜欢交朋友的，也喜欢四处去游历，这从他27岁不愿困于举业后的足迹就能看得出来，而他和王略相善，也是因为对方性格豪爽对待朋友可谓全心全意，当然王略少时丧父的经历也能引起他的共情。

    再加上他此次北上也不是单纯的游玩访友，还是需要这些朋友们的帮忙的，因此在粗略的翻看了一边报纸和小册子后，他就清了清嗓子说道:“本月初，我也看到了一份满人发布的文告，内有:深痛尔明朝嫡胤无遗，势孤难立，用移我大清宅此北土。厉兵袜马，必歼丑类，以靖万邦。非有富天下之心，实为救中国之计。

    咨尔河北、河南、江淮诸勋旧大臣、节钺将吏及布衣豪杰之怀忠慕义者，或世受国恩，或新膺主眷，或自矢从王，皆怀故国之悲，孰无雪耻之愿?

    ...辅立其有不忘明室，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恩，此惇睦邻之义。等语句。

    满人试图联合本朝义士豪杰围攻大顺之心已经是昭然若揭了。而余以为，大顺颁发的报纸和小册子，其实目的有二。

    其一是为了证明大明之亡非亡于大顺，乃是亡于大明君臣，故大明和大顺之间并无什么君父之仇，而是天

    道循环罢了。就如太祖高皇帝以布衣而驱家人出中国，非叛蒙元也，而是顺天应人也。永昌帝同样以一介布衣推翻我大明，非叛我大明也，而是顺天应人也。

    其二是否认了满人乃中国之女真之类,而是来自蛮夷之外的蛮夷之属。故，满人比蒙古更无入主中国之贫格。由此又推出了，南都试图联奴而攻中国之人，不仅违背了太祖高皇帝驱胡的大义，更是堕落成了胡人的帮凶，率兽而食人也。

    这两点无可辩驳，驳则失道,那我们就真成了︰民之孟贼,国之寇仇。了。天下人只会站在顺这边，而不会站在我们这边。那么这个天下就没有大明什么事了，而是顺和满人之争。

    这两边都是诛心之论，不论满人还是永昌帝，在道义上都高出了南都一筹。南都谈君父之仇就成了满人的附庸，不谈则又无以拒顺军南下。余也不知该如何评论了。”

    听了顾绛这番话,在座的书生们一时都陷入了沉默，南都现在最大的大义就是君父之仇，但是扶着帝后梓宫南下的太子，却令南都的大义摇摇欲坠了，因为弘光帝和朝堂上的那些大臣不可能接受让大行皇帝葬在孝陵之旁，那就是在提醒江南百姓，南京城内的是一群逆臣。而不让太子及帝后梓宫过江，更是戳破了南都所谓的联奴报仇的谎言，弘光朝的声誉已经迅速见底了。

    哪怕是这些书生中还抓着君父之仇这面旗帜不放的人，此刻也无言对顾绛所言的这两点进行反驳，因为他们找不到立足点。现在依然忠诚于大明的读书人，除了少数人外都是为了坚持自己所主张的道义，这是崇祯末年一桩奇事。

    和唐宋时的党争不同，大明皇室还没有失德，所以大明的党争主要还是道德之争而不是权力之争。唐时的牛李党争期间，大唐皇室已经失德，所以两派人马争夺主政权时并不需要考虑皇室对于百姓的号召力;至于宋时的新旧党争，则在于大宋皇室过于涉入斗争，导致皇权主导了一切。

    而在崇祯末年，崇祯帝也没有什么失德之举，也不曾利用党争去整人，除了他不会当皇帝外，其实崇祯帝几乎就是读书人口中所希望的皇帝样子。因此，东林党人只能从道德上攻击自己的政治对手，把那些不认同自己的官员士绅都打成了阉党。

    然后从万历末一直到天启初年一直掌权的东林党人制造出了一个连执政集团都难以抗衡的阉党集团，简单的说，如果东林党人不能保持自己的道德高地，那么他们的作为其实就是李林甫再现，且他们还没有李林甫有贡献。

    在东林党人的影响下，江南士林就走进了一个误区，把气节和道义放在了压倒一切的高度，甚至都不能理智的考虑一下如何做些实事去挽救这个国家了。而反过来，当这些读书人丢掉了气节和道义之后，也就开始破罐子破摔，无所顾忌的为权势服务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在大明士人看来，舍君子之外都是小人，没有中间人士。

    因此，让这些读书人指着李自成大骂一通然后被杀头，也不会缺乏人去做。但是要让他们毁灭自己的道义，却是很少人肯站出来的。

    哪怕是刚刚在堂内最为慷慨激昂的厉豫、司石磐、宋吕三人，此时也只能默默无言的坐着不出声了。顾绛当然不是来帮李自成打击这些爱国志士的热忱的，因此看到堂内的气氛过于安静时，他又赶紧说道:“当然，报纸上的这些话未必就是永昌帝的意思，也许是他身边人的谋划，就如我也不相信，满人能写出那样的文告一样。

    听到这话，司石磐突然出声说道:“倒是听说永昌帝身边有个统计司，倒是搜罗了一些北地的文人，不过也没有听说其中有什么出色的人物。倒是主持这个统计司的女子，据说是秦淮名妓陈圆圆，宁人兄可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