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抵达莫斯科开始，伍翔宇的一系列行动，就是为了准备给斯大林提供另一种选择，哪怕不用空降派，他也可以把土共管理好，并且能够尽力满足苏联的需求。

    这也是无奈之举，作为一个分公司的管理层，在没有足够的资本和战绩证明自己的实力之前，贸然提起要搞独立自主，要实行MBO（管理者收购），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别说总部同不同意了，就连分公司上上下下的这些人，是否愿意脱离原有大企业的光环，跟着这个新老板重头开始，也是说不准的事情。

    但不管怎么说，至少相比于让上头随便派几个少爷空降下来管事，先想办法迎合总部的需要，再通过实际行动完成逐步的独立计划，起码看起来要好实现很多。

    所以上交先进技术也好，实现从莫斯科到锐京的通信也好，包括中央苏区在内部的若干宣传手段，以及9月份那场浩浩荡荡的北上，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这个目标服务。

    至于由此带来的潜在隐患，只能说这本就是“和人说人说话，和鬼说鬼话”，因此说着说着，连带把自己人也给说信了，甚至都可以算是必须要达到的效果，这样才不至于引起不必要的怀疑。

    要知道，现在的中央苏区当中，从苏联、申城和其他各个地方赶来的同志，算是占据了所有干部里相当不小的比例，在高层当中尤是如此。

    这还是在中央机关没有正式迁入此地的情况下，后面若真的转移了过来，局势还要更加复杂。

    而面对这些外来的和尚，李润石的资历实在算不上有多深厚，没有留过洋，也没有正式学过马列主义，甚至每回出口都是些粗俗且离经叛道的怪异言论，他想要稳住当前的位置，哪怕身后有伍翔宇的支持，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在这种极其敏感的关键时期，也只有赶紧撑起苏联老大哥的旗号，才能暂时维持住好不容易闯出来的局面。

    而且就连撑旗这件事，那也是不是轻易就能办成的，不然论起“贴心”来，本土派肯定不如留欧派，留欧派又必然比不上留苏派，大家凭什么让李润石站出来撑旗呢。

    甚至这都不算是个人恩怨，也不是纯粹地就瞧不起谁，而是相当多的同志是真的发自内心地相信，他们信仰的道理才是正确的，他们找到的路线才是必将要成功的。

    所以大家其实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责无旁贷的自觉性，主动站出来引领团队的走向。

    毕竟在这个时候敢于把脑袋别在腰上干革命的同志，除去少数一些投机分子外，大部分都是理想主义者，而对于理想主义者，就别指望能够轻易改变他们的想法。

    这也算是李润石和程刚逐渐总结出来的经验，当初最为典型的参考对象就是刘安攻了。

    这人你可以质疑他处理政治关系的具体能力，也可以质疑他对马列主义的认识水平，但对于一个甘愿抛弃原本的富裕生活，冒着枪林弹雨去战斗的同志，谁也无法质疑他对GC主义的理想和追求。

    所以想要取得这类同志的支持，就必须求同存异，尽量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才有可能做成事，否则光是相互吵架，搞内部斗争，就会耗尽一个组织本就不多的精力。

    这便是整个过程中最为艰难的一步了，既然大家都是打着苏联的旗号，那么为何不能由其他人负责，在没有经历过血淋淋的惨痛教训之前，想要说服其他人可不容易。

    可以说，如果没有程刚的话，这件事是绝对做不成的，让一个本土派出身的干部扛起苏联的大旗，这种显而易见的矛盾就决定了其几乎为零的可行性。

    所以历史上的李润石只能走上一条更为艰辛，代价更大，当然也更有收获的道路。

    当所有理想或投机的干部，被动或主动地扛起大旗，保守或激进地惨遭失败后，面对生与死的抉择，大家就不得不团结在了李润石的周围。

    毫无疑问，那种在生死考验之下形成的政治局面，必然是前所未有，甚至可以说空前绝后的牢固。

    而且在有程刚参与的情况下，或许还能尽可能保住既有的基本盘，使得李润石的威势相比于历史更为强盛。

    但显然的是，不只是程刚，就连李润石自己，也不可能坐视整个组织再次走上这条血与火凝结而成的道路，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哪怕这么做反而可能损害到他们的利益，他们也想要去尝试改变。

    既然历史上那条可以复制参考的路线没法走了，那就只能重新开辟一条新路，要解决这里的核心矛盾，关键就在于话语权的问题。

    留苏派为何能有如此大的威力，在没有任何执政经验，甚至没有半点资历的情况，刚一落脚就能迅速掌握一方大权，其实正是他们的话语权，或者说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解释权。

    掌握了这个权力之后，那么完全可以做到“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而且在被现实打脸之前，任何人都没法改变由这一权力下达出来的决策，同时权力越大，就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