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土匪，算是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的职业，在清末民初时期，由于耕地有限、赋税过重、战争频发等原因，恰好滋生了大量的土匪。

    有的土匪比较业余，很多农民在农闲的时候上山做土匪。但是到了农忙季节，又会陆续下山耕种。

    这样的土匪一般都是抢劫财物，但不会下手太狠，毕竟是业余选手。

    还有一种就是职业土匪，职业土匪一般都有严格的组织结构，而且心狠手辣，武器装备也不差。这些土匪还是心腹大患，而且问题很多。

    前文中有提到过，随着槿甘山一带的人口增长，先来定居的土家和后迁居的客家之间，矛盾越来越剧烈。

    因为是后来者，客家人往往占据不了多少良田，只能在山区的贫瘠土地上开荒耕种，久而久之，为了生存他们也开发了不少旁门左道，土匪就是其中的选择之一。

    所以，虽然说土匪武装有着无组织无纪律等缺点，但仍然要认识到不能一棍子打死所有人，而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实际上，在后世五十年代解放军的剿匪工作中，对于这类业余土匪，只要愿意下山投降，而且手里没有什么太大的罪行，都会得到宽大处理。

    因为这些土匪本身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如果能够得到宽大处理，而且还能得到耕地，他们当然愿意下山投降。

    说白了，要区分土匪的本质，那就要看他们愿不愿意种地，如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某些人都宁愿去抢劫而不愿种地，那么自然就属于不可挽回的典型了。

    按照这一标准的话，槿甘山上的大部分土匪武装都是属于可以改造的对象，事实上这大半年来组织也花了大力气投入此事。

    在之前的大练兵和整风当中，因为土匪习气或罪行而被撤职关押乃至枪毙的人员，也不在少数。

    但是，现在六大的决议案一过来，相当于要把边界之前的所有努力全部都推翻白费掉。

    所谓的：

    “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

    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

    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

    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乍一看上去，似乎有些道理。

    甚至如果放在历史下游的角度，如果只看到了某些土匪武装在加入党的队伍后，不知悔改为非作歹，还屡教不改败坏风气的例子，好像先把这些人给打杀掉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历史是发展的，任何片面静止地看待问题的做法，都有可能导致或左或右的错误，只有实事求是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在这个问题上，穿越者更容易犯如此的错误，因为自认为站在了历史的下游，可以看到整个发展轨迹，就想着一劳永逸，提前把问题给解决掉。

    殊不知，再好的法子如果换了个环境，哪怕只是提前些时间实施，都有可能因为水土不服而暴露不少问题。

    结果往往就是好心办坏事，自己倒成了后世的反面教材。

    程刚其实不是很懂这种理论上的东西，但他好歹有一点点自知之明，不会过多地干预和参与组织的活动。

    更不会觉得我认为的或者了解的就是对的，就一定得按照我说的办，顶多是在认为有必要的时候，提前做些安排。

    毕竟他没得那个能力，可以在一团迷雾中找到唯一的解决办法，再说了，有那个能力的人正好就在身边，干嘛不去抱大腿。

    在土匪武装的改造上，程刚就尽量保证三十二团这支部队的后勤补给，同时和其他同志一起，加强对指战员们的政治教育，努力帮助他们克服原本的土匪习气。

    同时基于自己由后勤工作而带来的声望，程刚又给这个团提供了不少与其他队伍交流往来的机会。

    那次借调武器，为什么选他们，为什么要亲手交递，都是有一定考虑的。

    这一系列的措施，不说完全解决了问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这些贫苦百姓出身的土匪们，实现了身份的转变。

    或许还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或许在未来的发展中，他们大部分人都有可能因为思想掉队而被淘汰。

    但谁都不能否认在这个时期，他们对于组织是有益的，而且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份子。

    由此也可以看出，这次的决议案中的该政策，就是一个既无具体分析又无区别对待的典型左倾政策。

    但是没有办法，程刚不可能自作聪明地把这条给私自删掉，如果他这么干了，以后基本就不用考虑与组织合作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土匪出身的元、汪二人，自然首当其冲，被迫站到了风口浪尖之上。